| 简 介 |
5月22日，谭志清与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南海本田)签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后，头也不回地离开这家他工作了两年半的工厂。总务处通过工厂大喇叭，向两千多名工友播报了谭志清被开除的消息。
在广州黄埔一间昏暗的出租屋里，谭志清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周围的房客也许并不知道，这个24岁、操着乡音浓重的湖南小伙子，正是南海本田罢工的两名领导者之一。另一名领导者小肖，也是湖南人，与谭志清同一天离职后，就北上返乡了。
谭志清依然和工友们保持着联系。五月的最后一天，他从电话里得知，两名工友被戴有工会标牌的十余名工作人员围殴，打得满脸是血，至今下落未明。
工人被打，并没有为这场始于5月17日的罢工事件划上句号。当天，头戴钢盔的特警，在工厂前拉起了警戒线，一字排开站在工厂大门外。原本复工的数百名工人，再次离开流水线，涌向了篮球场。
此时，由于这家位于广东南海的零部件公司停产，自动变速箱断货，本田在中国境内的三家组装厂已停工四天。
离职前“打抱不平”
今年春节刚过，谭志清就打定主意离职。
在过去的两年半里，谭志清一共获得三次加薪，分别是19元、29元和48元，加起来还不到百元。在被开除前的一个月，他的工资扣除“三险一金”后，总共不到1300元。这是谭志清每个月的全部收入。
在南海本田，这样的收入已属高薪一族。更多制造业的工人，大多拿着税后1100元的月薪，更别提实习生每月不到900元的收入。除掉每月200元的房租、200元的伙食费等必要开支外，这个24岁的小伙子把大部分收入寄回家乡，自己过着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。
谭志清很少上街，经过那些放着高声音乐的服装店时，会不自觉地加快步伐——他舍不得买衣服。甚至一小时五元的费用，也让上网成为一项奢侈的娱乐。只有手机上的移动QQ，那一闪一闪的小企鹅头像，为谭志清枯燥的打工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幸运的话，谭志清每月能有五六百元的结余。这些钱通常被汇往远在湖南农村的家中。湖南是劳动力输出大省，人保部的统计表明，2009年，流向省外的湖南人打工者超过700万。
不过这点钱，在农村老家早已不那么“经用”。在谭志清的家乡，村里的长辈们十多年前就背上行囊南下打工。“那时候，他们每月工资就有一千多。”谭志清说，那些最早走出去的人，都在村里盖起了楼房，买上了彩电。后来，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，类似的财富“神话”却越来越少。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员经济学教授卢峰在《我国工资与劳动成本变动及国际比较》(1978～2004)一文中指出，在1995年到2004年中“制造业年均工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增长大约低将近5个百分点，比同期服务也工资增长低20%以上”。
在过去的十年里，中西部地区源源不断地向东部沿海输送劳动力，支撑了中国庞大的加工出口经济，由于“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人”，如果把通胀率纳入考虑，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增长曲线近乎平坦。
明知如此，对于大多数没能够上大学的农村青年来说，外出打工仍然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。此前，谭志清的理想是考上邻省的武汉大学，在珞珈山下读书论辩。
2004年高考落榜后，谭志清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书本。家里的八亩地，只够种全家的吃食。收入的主要来源还得靠外出打工。拮据的经济情况，让高考复读成为一次高昂的冒险。谭志清不得不踏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，加入打工大军的洪流。
不过村里人还是觉得他混得不错，坐在开着空调、干净整洁的工厂里，为世界五百强的本田汽车组装变速箱，算得上是份体面的工作。但是在贡献了三年廉价劳动力后，谭志清决定放弃面子。
4月29日一早，这个湖南小伙子做出一个重要决定。这天他走进了总务楼，递交离职报告，依照工厂规定，一个月后他将获准离职。
不过，打定离开工厂的主意之前，谭志清还有一个在工友看来近乎疯狂的想法：他要领导一次罢工，要求资方提高工资待遇。
因为读过高中，在大部分只上过初中、中专的工友中，谭志清算是小知识分子了。这个在湖湘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乡村青年，自幼熟读毛泽东诗词，对于三国演义爱不释手，高中历史教材中的省港大罢工段落，至今仍烂熟于胸。
“反正我是要走的人了，还不如在走之前为工友谋点福利。”谭志清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说，罢工的想法早在今年3月份就告诉了同乡小肖。当时小肖正好也打算离职，二人一拍即合。罢工“双核”就在此时时候形成。
工友们注意到，谭志清和小肖没事老凑在一起。谭志清和小肖不仅是同乡，而且还是一个科的同事，他们同时在南海本田工厂变速箱组装科做工。
作为本田在海外建立的第四家可全工序生产自动变速箱的工厂，2007年建厂时，南海本田将日本母厂的全套管理架构，移植到这家在华的独资企业中来。
日本管理者不仅搭建了“部—课—科—线—班”5级生产管理体系，在具体制造环节上也划分为：组装、铸造、齿轮、铝加工、轴物等5个科，其中组装为流水线上既最为重要的环节，也是最后一道工序。如果这个环节停工，势必导致整个工厂流水线停止作业。
南海本田的组装车间，目前有两条流水线，200余名工人。一名罢工游说计划没有预料中的成功。“没人相信他能领导罢工。”与谭志清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的工友回忆说，这个小伙子平时话不多，不太起眼。
在谭志清和小肖的游说下，筹备罢工的队伍扩大到20余人，大部分都是在组装科干了一年以上的老员工，湖南老乡居多。
文明罢工
5月17日早晨，谭志清像平常一样坐上了班车。车窗外的风景，和两年前初来此时并没有什么两样：宽阔的柏油路串起一个又一个孤岛般的工业区，工业园之间则是大片亚热带特有的绿油油的荒地。
经过二十年快速的工业化的改造，南海区的稻田鱼塘的乡村景致早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既非城又非乡的尴尬景象：各式各样风格的民房拥挤在一起，大批农田被辟为工业储备用地，杂草丛生，荒野中间间或冒出的工业园，又异常整齐划一。
占地近千亩的南海本田工厂就建造在这样一片景色之中。这片厂区隶属于狮山镇狮山科技园，该园占地30多平方公里，分为ABC三个区，园区内聚集了平板显示器件、汽车零配件、智能家电、半导体照明和风力发电设备制造等五大龙头产业，年产值超过300亿元，占整个南海区经济总量近五分之一。
谭志清这样的打工者并不关心这个园区的产值和利润。谭志清来到此地，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低廉的工资。
20分钟后，班车到达厂区。睡眼惺忪的早班工人们慢悠悠地排队下车，往食堂走去。像往常一样，吃过两元买的鸡蛋、菠萝包早餐后，换上白色的工作服，回望一眼更衣室后，谭志清就走进了车间。
“头一次罢工，谁的心里也没底。”谭志清说，如果员工对工资不满意，通常的做法是悄悄走人，再找一家工资高一点的。
罢工——这种谭志清只有在历史教科书里和电视中才看到的“加薪”手段，在30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国内实属少见。自1949年“工人阶级当家作主、成为国家主人”之后，罢工从法律条文和现实生活中逐渐消失。
建国后的四部宪法中，1954年《宪法》关于公民的权利中没有罢工的规定；1982《宪法》中，也取消了将此前1975年《宪法》首次规定的“罢工自由”条款。现行的《宪法》、《劳动法》、《工会法》等都没有明确将罢列入职工和工会的权利。
谭志清只想用和平抗争的方式，为工友门争取点工资。
7点50分，正是开工的时间，流水线上的工友惊奇地发现，谭志清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动机器，而是按下了流水线上的紧急按钮，随即蜂鸣的报警声响起，组装车间的两条流水线尚未启动，就已经被锁定停机。
这时，谭志清和小肖对着各自流水线的员工高喊：“工资这么低，大家别做了。”说完，一些员工加入了这两个湖南人引领的队伍，但大部分员工仍然停留在流水旁，不知所措。
组装车间50多人的罢工队伍，来到隔壁的铝加工车间“串联”，不过这里的工人却没有理会罢工的口号，仍然埋头干活。接着，在轴物车间，谭志清遭遇了同样的尴尬，无人响应。铸造车间的工友们也对这支罢工队伍投来疑惑的眼神。
目睹这一幕的老员工小刘说，当时工人对于罢工还不太热心，大家担心遭到公司惩罚。
对此，小肖归结为“工人觉悟水平有差异。”离开车间的罢工队伍，此刻有些松懈情绪，但仍然按照既定计划，来到厂区的篮球场静坐示威。此时，已经早上九点，正是日方管理人员上班的时间。
罢工队伍终于引起了资方的注意。南海本田总经理山田一穗通过翻译喊话，让他们回到组装车间，有问题去那里协调。谭志清拒绝了总经理的要求。
就在罢工队伍在篮球场静坐时，罢工的消息却在以短信的方式，在实习生中迅速传播开，一些生产线上的工人也放下了手头的活儿。由于工厂采取流水线作业，任何一个环节停工，将导致整个生产停顿。在生产完第37个自动变速箱后，由于组装科停工，整条流水线陷入停顿。此时，大部分工人被动地卷入停工，但大多数工人仍坐在流水线旁。
今年7月才能拿到毕业证的实习生戚威，对于未来没有那么长远的规划，如果不在本田做工，他想就先回湛江老家，“玩一段时间再做其他打算。”如今，让这个19岁的阳光少年不解的是，“富士康的工资比我们高，为什么他们员工还要自杀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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